在如今中国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拥有一套余英时论文集,哪怕全部是影印版,亦十分奢侈了。身为初入门者,为避免盲人摸象,我被建议以三联书店编纂的七卷本余英时作品系列为主,上海人民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本为辅,尝试着手深入余英时的思想世界。广西师范大学那套十卷本余英时文集据说编辑散乱、主题不彰,故没有纳入我的阅读计划。

在今天,国内由于长期的信息匮乏、单一和不真,导致国人变得越来越偏狭且顽固不化,也正是由于那种特点,迫使他们只能采取对立的形式来塑造自身。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周有光先生曾提出的“中国人要先了解世界,再从世界看中国”的倡议早已被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冲到九霄云外了。余英时号称学贯中西、海内独步,首先是因为他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为他的比较国学研究打开了通往现代文明的大门,接力马克斯•韦伯的问题意识透辟解析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使古老的国学首次有机会接受现代社会学方法论的检阅。

疫情居家期间,抛去无谓的党派纷争,静下心,少扯淡,多看书,补补脑。

一篇被逼出来的文章,但写着写着好像渐入佳境,想法归想法,只有写出来才能被验证,所以,固然我不吃这碗饭,没有太大的写作压力,却出于磨练技巧的需要,因而获得了动力。

据说胡主编近半年来因为大规模从事字幕组校对工作对错别字和“的地得”的用法非常敏感。这次我撞枪口上了,不仅有两个错别字被纠了出来,还通篇遭到了“的地得”批注,霎时间好像有种小学生被语文老师批改作业的幻觉,我忽然意识到,长年使用智能拼音输入法打字钝化了我对“的地得”的敏感度,今后必须多加留意了。由此,也令我对从事文字校对工作的人心生敬畏,极有可能的是,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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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手的《否定辩证法》新译本,期待翻译上有所突破。

此书历来被国人称为“天书”。我想,首先是由于阿多诺惊人的高密度思想和星丛式的行文布局造成他的文章格外晦涩难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以前国内出版的阿多诺著作,大多由英译本转译而来,而有些英译本本身就译得很繁琐难懂,我们从这些英译本再译成中文,恐怕距离阿多诺的原义早已差之千里。

近年来出版的阿多诺著作,越来越多的采取德文直译的方式,已有曹俊峰先后译出的《新音乐的哲学》和《音乐社会学导论》令人耳目一新。这版由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家王凤才从德文直译过来的《否定辩证法》新译本有理由让读者报以更大的期待。

在研读完那本影响甚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我注定要走到这部令人望而生畏的社会学巨著跟前。文化的背后是观念,经济的背后是利益,观念与利益的纠葛和彼此作用是研究哲学和社会学必须关切的永恒话题。不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不清楚我们所处社会运行状况之根本原则,不懂经济,不关注市场,再有力的批判都只能是书生论道。我想在这一点上,单单掌握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看得更远,就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若要总览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就要靠近最博学、最睿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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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万字[衰]……学韦伯,学到天荒地老~

不久前我曾提到,我如今的写作方向原则上是在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指导下开展的,但那并没有让我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原因正在于我深刻体察到韦伯对于经济决定论的严厉批评,他详尽分析和展示了参与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成因的方方面面。宗教不只是神学,经济决不意味着冷冰冰的枯燥数字,法律背后也必然有道德习俗的规定。韦伯看到了以上形成社会结构性诸因素潜在的文化推动力,并将它们跃然纸上,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论固定下来。所以在韦伯的世界观里,宗教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被当做他的社会学对象加以突出论述。也因此,韦伯常常被错误的归为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的唯心主义者和文化决定论者,而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简单的归纳法和粗鄙的决定论都为他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于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主观观念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影响的相互作用下偶然生成”的观点所否定。

田庄~王八脖子山~白瀑寺~韩台村~菩萨鹿村

垂涎王八脖子山已久,终于如愿以偿,探路穿越了

云雾山东线路况复杂,岔路繁多,路迹不清,一般来说是老驴强驴的专利,但昨天领队不问带领一群老弱病残,甚至完全没有户外经验的游客,全体46人分成若干小队,各自突击,先后于夜里9点前安全下山,这将是京城户外圈的又一段佳话。

当然,还有更多需要总结和提高的东西,毕竟天黑后的大山里是很恐怖的,那种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很容易使人失去正确判断当前路况的能力。敬畏自然,敬畏大山,时刻保持自我清醒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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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窝铺~大云雾沟~云雾山~台上

昨天在下山时一个关键的横切点因GPS定位漂移没有看轨迹,全凭经验继续沿路前行,结果导致凭生第一次走错路、偏离轨迹、几乎迷路的情况。

天已黑透,我们一行六人小队仅戴着两个头灯,沿着陡峭湿滑的积满落叶的山沟一路下切、左右突击,试图回到轨迹上,却总是被多处断崖阻拦去路。明明看到下方几位已按轨迹下到防火道的队友打头灯呼应,明明直线距离看似百米有余,却就是下不去,且体力消耗很大,恐慌情绪弥漫,差点以为要住山里了……

正在晕头转向之刻,我扒拉下轨迹定睛一看,左上方不太远的地方就有路网,遂改变策略向路网方向上切,不消片刻即来到一条平坦的机耕路上,这下终于有救了。一行人沿大路绕远狂奔,终于回到轨迹与大部队汇合。

本期节目录制完成后,我私下偷摸听了两遍,我感到满意和欣慰,为我终于卸下心理包袱将自己喜爱的另一种音乐介绍给更多的人,同时又能秉持一定的批评态度去指出它的不足而欣慰,虽然在控制节目时长方面我还需要继续努力。

不为极端任意的个人趣味左右,避免将一种未经检验的确定性蛮横的施以那种趣味之上,化解胸中的执念,不做性情的奴隶,否定是最近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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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在我那篇“德国电音巨人”的文章写完后,胡凌云曾希望我将之做成一期电台,却被我婉言谢绝了。一来,当时我武断的认为电台节目是一种不够严肃的玩意儿,二来,我时常语无伦次的口头表达是与我斟酌再三的文字编写不相称的。但对于本文中的Cajun和Zydeco音乐的呈现,多年来我却一直是以一个电台节目的形式去设想的,我不得不承认电台有它自身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尽管我仍然对要自己亲自发声这一尝试退避三舍。

由于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实施,这项计划一再搁置了数年之久,直到我的上一篇“欧洲自由爵士”系列文章一定要以一期电台形式出现,我才破天荒初试啼声,硬逼自己当了一回主播,却也因为那次不够成熟的尝试,驱使我趁势将这个埋藏在心中多年的计划完全实施出来。一切都是机遇使然。

雨后钻林子峨眉山后山穿前山,打卡万佛顶、峨眉金顶,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在四川的最后几天不能浪费,必须再虐一把。

可能是虐的还不够,佛祖没显灵,登顶后漫山大雾,什么景色都没看见,幸好金顶下有上香炉烤火取暖,救了我们一行落水狗。

我竟然背着20多斤的大包爬上了海拔4700米的垭口,凌晨三点摸黑夜爬,没吃早饭,饿了一路,不知道什么叫高反……

四姑娘山长穿毕胜利完成,每一个驴友都有一个雪山梦!

由于那种转变,我在完成全文写作后特意加上一段文字用以陈述写作本文时的指导思想。它被放到了文章的最开头。

我最近三篇文章都写过一万字以上,虽然那并不是我追求的长度。我想一来是内容决定了篇幅,在最初设想文章结构和布局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结果,它确实比以往的写作规模要大。二来,我自身的水平也逐步适应了这种规模的写作需要,不必再为如何下笔去填满那种规模框架而担忧,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写就了。

最后,感谢张师MOG在电台制作方面给出的技术建议,Audacity这款音频编辑软件的确满足了我对这期电台节目播放效果的种种要求,虽然我还运用的不那么熟练。稍后,我的下一期电台希望能在制作技术上有所进步。

——以上写于2019年8月20日

PS:感谢掘火耗时良久为本期电台精心设计制作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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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自由爵士系列第五篇,我做了一期电台。文案我写了17000字,制作完成后播放时长将近6个半小时。

这篇断断续续筹备了大半年的文章直到最近一个月才真正开始投入写作工作,并且我一早就知道它要以电台形式示人。但对于一个为自己口语表达能力表现出极度担忧的人,我最好放弃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自由发挥的幻想。这又与节目内容所阐释的自由的东西完全相悖,它使我领悟到有时候自由恰恰是以不自由为条件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在最基本的文字方面做足工作,然后只需要对着事先写好的稿子读出来就够了,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首次上位电台主播,我只把我的人声功能定位为联系起我的文字和音乐的媒介。它侧重于文本内容所传达的东西,弱化了主播的个人作用,全部流程都是设定好的,按部就班,因此它其实更接近于试听课程而非电台节目。

本次写作是一个意图逐渐由肯定向否定过度的转折,读者可以在文中清楚看到这种转变。因此它并不力求统一的评判标准,我所做的就是要在那么多不同的作品中尽可能找到隐藏在它们内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虽然我还不是那么熟练,也欠缺透辟的逻辑分析方法,但那就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会加强训练。

LIO与GIO能够合并运行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前者通常设立指挥角色,那一角色由设计该作品的音乐家亲自担当且临场指导,这就促成了一个音乐局外人的出现,那个人被要求以一种观察者的视角在一场群体行动中审时度势,及时干预即兴的推衍方向和组织结构。后者虽没有指挥,但在每场演出前就为每位音乐家分发一张画有图形标志的小纸条作为该场即兴表演的行动纲领,它更加抽象化的表达了乐团善于捕捉作品当下流动的意识的音乐系统。在这张双CD专辑中,两套庞大系统的对比和磨合为此类创意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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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自由城市音乐节上,受Evan Parker邀请,Glasgow Improvisers Orchestra离开老家格拉斯哥移师伦敦红玫瑰俱乐部,带着一套不完整的乐手阵容与同样残缺的London Improvisers Orchestra完成了一次历史性合作。虽然他们共同组团演出的作品远没有二者单独表演时那样令人激动人心,这类1+1<2的状况在奉行不确定效果的群体即兴行为中司空见惯。它们的美学宗旨和艺术价值并不诉诸音乐结果,因为决定结果成败与否的标准总是出于一种不怀好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即兴音乐家通常将表演过程性的东西置于音乐结果以上,这就使正确听取那种音乐的方式与人们传统感受音乐的习惯发生了矛盾。将音乐与社会的矛盾转嫁为音乐接受的矛盾是当代即兴音乐的现象之一。

GIO的两位领导人Raymond MacDonald和George Burt早在90年代就展开了合作关系,各种形式的组合已显示出他们接收到的国际影响,但在格拉斯哥,那种影响仅限于技巧方面,无关乎创作活动。乐团始终坚持引入国际大牌乐手以充实自身的技术特点和动机储备,从Evan Parker、Barry Guy、Lol Coxhill、Maggie Nicols到George Lewis、Marilyn Crispell,由作曲引导即兴,再由即兴发展作曲,这种相应相生、相互促进的创作方式使得GIO的生命力已大大超过举世瞩目的LIO。在后者近十年来已略显疲态的情势下,偏安一隅的GIO仍在镇定自若的缓慢更新中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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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伦敦的自由交响概念向北扩展到格拉斯哥,一群苏格兰即兴音乐家仿效London Improvisers Orchestra那种存在生态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技术能力适时创建了一支力求彰显那个自认为血统更加纯粹的民族即兴观的乐团Glasgow Improvisers Orchestra。

GIO与LIO除了在编制形式和乐器选用上有所不同外,对乐团在音乐国际化趋势中的自我定位方面也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那种独立性主要由乐团处在当代即兴音乐辐射范围的边缘地带从而客观造成了一种相对隔绝的状态所致——即兴创作的最新技术和理念总是晚于表演它们的主流群体传到这里,并且乐团总是小心翼翼的有选择性的甄别和接受从即兴的前沿阵地强势袭来的实践成果。已经造成的隔绝状态确保了一种自我更新的方法论,他们从音色旋律着手,逐渐深入到对乐部和器乐组的拆解和对比,又将之推进到长音范畴,把那种使即兴完全冷静和稳定下来的技术指向了Drone领域,虽然他们同简约主义理论没有半点关系,却达成了近似的效果。

中音萨克斯作为承载了数之不尽的往昔黑人音乐荣耀的乐器图腾,它沿用至今的历史上成功的屡试不爽的技术策略俘获了每一次想要革新的尝试,传统的余音不绝于耳。教授的黑人角色和他既想开宗明义、锐意进取又要在艺术上为自己先天的角色安排好恰当的位置的矛盾始终在这件乐器上悖谬的进行着、纠缠着。他一定深以为然。他后来另辟蹊径,致力开发的超高音萨克斯和倍低音单簧管,帮助教授超越了自我,实现了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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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长毛象

A change of speed, a change of style
A change of scene, with no regr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