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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可能在看到第三四遍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导演夹带的这个私货,但到快第十遍的时候才记录下来。想起很多事,比如大一的时候学校组建飞行学院,特意从我们系征召,要是当年去了,如今也应该是有几十年经验的机长了;以及,前段时间在广西一头栽下来的飞机,如今也没什么调查结果。

最后一张小透明是三秒长曝光 肉眼只是一片黑暗 一直跟着正在下一盘大棋的爷爷 :pat_potato:

1. 鸟能和兔和平相处,和猫就不行。 :noding_cat:

2 “Eastern Cottontails are mostly crepuscular (active at dawn and dusk) and spend most of the day hidden within thick cover or, in harsh winter weather, burrows. They occasionally pop out in mid-day to nibble on some food. ” 所以确实是出来等 :noding_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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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中译: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献给世界

译制 | November
校对 | ricepudding Vaughan Luo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1824年,贝多芬54岁,这位几乎已完全失聪的作曲家正在为其新作品的首演音乐会忙得焦头烂额:对作品不甚理解的半专业半业余的乐手们,认为某些部分无法演唱的歌手们,严重不足的排练时间,难以阅读的手抄分谱(因演出时作品尚未出版贝多芬不得不请人抄写),找人疏通关系才获准上演的部分曲目,距离演出仅一周时才确定的音乐会具体日期,还有过于微薄的回报——“光是抄写费就已经花了这么多,在如此沉重的开支之后我还能剩下什么?”[1]然而最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在这许多琐碎而实际的困难中完成了它的首次呈现,并开始了自己的生命。

b站:bilibili.com/video/BV1kB4y1m7A

微信:mp.weixin.qq.com/s?__biz=MzAwN

优酷: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k

掘火:digforfire.net/?p=19227

这期的微信版本有抽奖活动,读者留言将会有机会获得刚出版《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中译本,欢迎您的参加 :neko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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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白天去了一次兔圈,想看看有没有小尸体需要捡。还好,没有。本以为大白天兔们应该都在洞里瞌睡,谁知道都出来等爷爷了 :pat_potato:

掘火中译: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献给世界

译制 | November
校对 | ricepudding Vaughan Luo
封面 | 可一
片头 | petit
策划 | 掘火字幕组

【译者前言】1824年,贝多芬54岁,这位几乎已完全失聪的作曲家正在为其新作品的首演音乐会忙得焦头烂额:对作品不甚理解的半专业半业余的乐手们,认为某些部分无法演唱的歌手们,严重不足的排练时间,难以阅读的手抄分谱(因演出时作品尚未出版贝多芬不得不请人抄写),找人疏通关系才获准上演的部分曲目,距离演出仅一周时才确定的音乐会具体日期,还有过于微薄的回报——“光是抄写费就已经花了这么多,在如此沉重的开支之后我还能剩下什么?”[1]然而最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在这许多琐碎而实际的困难中完成了它的首次呈现,并开始了自己的生命。

b站:bilibili.com/video/BV1kB4y1m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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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掘火档案

谁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亚历山大·伊瓦什金,2014

Who’s Afraid of Socialist Realism?
Alexander Ivashkin

Sourc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2, no. 3 (July 2014)

译|杨宁

【译者前言】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不美好的过去不必急着抛弃,相反,创伤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创伤所孕育的光怪陆离的意识流恶梦不只是智者的拼贴游戏,而是隐藏于未愈合的裂隙中的日常的显现。

对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施尼特凯和佩尔特(Arvo Pärt)音乐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元素等等的讨论已蔚然成风。但现在,苏联崩溃已有20年,我们是否能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西蒙·莫里森(Simon Morrison)最近关于普罗科菲耶夫苏联岁月的书里,他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一样,没有明确的定义。官方想要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这种风格(或者随便怎么称呼)是20世纪艺术和音乐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不特定的不同元素的复合体,这些元素包括古俄罗斯传统和迷信,对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指涉,苏联大众教育和音乐教育体系的某些特性,以及其他东西。在它成形后的年月里,即便是在官方的大学和音乐学院教材里,要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也是不容易的。例如,《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说:“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别的文化,继承了人类发展史上不同时代和时期精神生活的诸多价值。”

本文作者仍能鲜活地记起在莫斯科就学时期被要求牢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组成要素:“民族性”(narodnost’,[на́родно̄ст],要有民俗的、“民族主义”的音乐与文化元素)、“党性”(partiinost’,[партийность],反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群众性”(dostupnost’,[доступност],要让作品能被所有人理解,呼应群众需求),以及“遵照古典模式”(opora na klassiku,[опора на классику],基于过去的古典模式)。一般来说,这些定义不是在音乐史课上教的,而是《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的一部分——它是苏联相当于音乐学士学位(BMus)的课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微信:mp.weixin.qq.com/s?__biz=MzAwN

掘火(含试听和下载):digforfire.net/?p=19202

谁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掘火档案

谁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亚历山大·伊瓦什金,2014

Who’s Afraid of Socialist Realism?
Alexander Ivashkin

Source: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92, no. 3 (July 2014)

译|杨宁

【译者前言】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不美好的过去不必急着抛弃,相反,创伤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创伤所孕育的光怪陆离的意识流恶梦不只是智者的拼贴游戏,而是隐藏于未愈合的裂隙中的日常的显现。

对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施尼特凯和佩尔特(Arvo Pärt)音乐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元素等等的讨论已蔚然成风。但现在,苏联崩溃已有20年,我们是否能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在西蒙·莫里森(Simon Morrison)最近关于普罗科菲耶夫苏联岁月的书里,他写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一样,没有明确的定义。官方想要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这种风格(或者随便怎么称呼)是20世纪艺术和音乐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不特定的不同元素的复合体,这些元素包括古俄罗斯传统和迷信,对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指涉,苏联大众教育和音乐教育体系的某些特性,以及其他东西。在它成形后的年月里,即便是在官方的大学和音乐学院教材里,要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也是不容易的。例如,《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说:“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别的文化,继承了人类发展史上不同时代和时期精神生活的诸多价值。”

本文作者仍能鲜活地记起在莫斯科就学时期被要求牢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组成要素:“民族性”(narodnost’,[на́родно̄ст],要有民俗的、“民族主义”的音乐与文化元素)、“党性”(partiinost’,[партийность],反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群众性”(dostupnost’,[доступност],要让作品能被所有人理解,呼应群众需求),以及“遵照古典模式”(opora na klassiku,[опора на классику],基于过去的古典模式)。一般来说,这些定义不是在音乐史课上教的,而是《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的一部分——它是苏联相当于音乐学士学位(BMus)的课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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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含试听和下载):digforfire.net/?p=19202

The wind map is a living portrait of the wind currents over the U.S. :nyancat_body:

hint.fm/wind/

周日下午,终于有时间忙点自己的事情了。打开了9⃣️。因为过于敏感而被迫修改自己的小故事,希望是这辈子最后一次。

故事插图。 :salem:

《错乱》译后记|掘火档案

魔幻与见证之后:暴力阴影下的中美洲文学 ——《错乱》译后记

文 |张婷婷

《错乱》这部小说的具体背景,书中并未点明,但透过情节中的若干线索,读者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这些线索包括一些原住民族群名称,比如卡克奇克尔族、基切族;主人公校对与编辑的那份口述档案,也显然是在影射由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于1995年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 (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REMHI)。这份人权报告记录了长达36年的危地马拉内战(1960—1996)期间,军队对国民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包括对玛雅原住民的种族屠杀。报告按照议题分为四卷,每卷都附有对幸存者开展的共计6000多场采访。报告于1998年4月完成并公之于众,仅在发布两天之后,项目发起人胡安·赫拉尔迪(Juan Gerardi, 1922—1998)主教就在寓所附近被杀害,其他参与者也相继收到死亡威胁。

若以玛雅原住民议题为脉络来梳理危地马拉,乃至整个中美洲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我们会看到这其中贯穿有两大主要叙事传统:其一是以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1974)为代表的精英文人群体所创作的虚构作品,其二是以玛雅-基切族人权斗士里戈韦塔·门楚[2](Rigoberta Menchú, 1959— )的自传为代表的非虚构类作品。后者被称为“见证文学”(testimonio),其书写目的不在艺术探索,而在于传达边缘群体的抗争诉求并进行社会动员。古巴哈瓦那美洲之家于1970年设立“见证文学奖”,颁给两部见证文学作品。此举标志着该体裁在拉美首次被官方正式承认[3]。而拉美见证文学真正被国际文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就始于门楚于1983年发表的自传《我,里戈韦塔·门楚》。通过将本土民间文化元素与欧洲先锋叙事技巧融合,阿斯图里亚斯实现了对本国原住民文化传统的艺术性再现和传播,这被乌拉圭学者安赫尔·拉马(Angel Rama, 1926—1983)引为拉美“跨文化叙事”(transculturación narrativa)的典范。而无论是拉马的跨文化叙事理论,还是阿斯图里亚斯以玛雅文化为材料而展开的小说实践,其最终服务的对象都是拉美国家主体性建构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以图建立起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独立国族身份。在这个统一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过程中,知识精英起核心能动作用,独特性和异质性极强的原住民传统被动接受筛选、提炼和改造。以“见证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对这一精英传统的对抗性回应。这些平民书写者和发声者,拒绝被他人所代表,拒绝被宏大的国族叙事压制,而是选择以叙述和行动的主体身份,记录各自所在社群的历史,对抗不公正的社会结构。以门楚为例,她在八、九十年代的成功成名,对推动危地马拉境内的印第安人运动,争取印第安人群体权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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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digforfire.net/?p=1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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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长毛象

A change of speed, a change of style
A change of scene, with no regr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