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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个萨义德《格格不入》(2004年三联版)的串

“我毕生保持这种多重认同——大多彼此冲突——而从无安顿的意识,同时痛切记得那股绝望的感觉,但愿我们要么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要么是纯粹的欧洲人、美国人,要么是纯粹的基督徒,要么是纯粹的伊斯兰教徒,要么是纯粹的埃及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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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如果母亲只是一个单纯的逃难所,或是一种不时出现的避风港,使我在长日航程中能得到休憩,我会说不出结果可能如何。但她对世界,包括对我,怀着极为深刻而从未化解的爱恨交杂,一种我始终无法了解的矛盾之情。我们很亲,她要我的爱和奉献,又加倍再加倍还给我,但她也会十分突然地摒绝我,这摒绝在我心中产生的那种形而上的恐慌,至今想起来,还浑身不愉快,甚至五内恐惧。在母亲给我力量的、阳光似的笑容,和她冷酷的皱眉或她面露不快久久不释的率然不屑之间,我成了一个既幸运又绝望凄惨的孩子,既不完全幸运,也不完全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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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打从我童年开始有自我意识那一刻起,我就发现根本没办法不把自己看成后面是令人齿冷的过去,前面也是一个不道德的人生在等着。在我的成长期里,我的全部自我意识都是现在式,我拼命努力,不要掉进一个被说成本性难移的模式,也不要跌进被铁口直断会发生的沉沦。做这个我,意即永远不得要领,永远不得放松,要时刻预料会被打断或纠正,隐私被侵犯,我毫无把握的个性被袭击。我永远格格不入,我父亲用纪律与课外教育创造我从九岁开始被囚禁其中的那套极端、僵硬的生活体制,使我除了那些规则与模式就不得安心,也不知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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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有办法结合严厉、无法解读的沉默,和那种怪异的父爱,然后像为这个结构加上蕾丝镶边似的,饰以令人意外的宽厚大度。这宽厚大度总是无法令我觉得可以随时信赖,而且一直到最近我都既不能放心不再暗藏威胁,又不能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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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培养出一个习惯,在心中延伸一本书呈现的故事,推到极限,将自己包含进去;逐渐,我领悟到我也可以制作自己的乐趣,尤其是那些能带我尽量远离家庭和学校令我窒息的侵犯的乐趣。我有本事表面上做功课、念书或练钢琴,同时心里想着完全不同、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例如想着卡利妲,这是我生活里令老师和父母恼怒而我自己颇为得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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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失望的不是那些镜头拍得多糟,内容多蠢、多不令人满意,也不是洗出来的照片不是太淡就是太暗,而是它们排除了太多东西,似乎做作而僵硬,根本摒绝我们生活中一切努力与不确定的痕迹。人人脸上挂着笑容,母亲愉快得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摆出强健的姿态(我记得的她比较苗条而悒郁)。这一切都凸显着我们那时候的矫揉:一个家庭下定决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假欧洲集团,无视于周遭的埃及与阿拉伯世界,一意将焦点集中于家中子女和和合意的亲戚,对周围那个世界只给偶尔一瞥,照一匹应景的骆驼,或一位园丁、一个仆人、一棵棕榈树、一座金字塔或一个司机,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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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有些反复浮现的幻想,十二岁时在学校作文里写下其中一个,是希望变成一本书。我觉得书是幸福的,能免于它不受欢迎的改变、形状的扭曲、对它长相的批评;在我心目中,印刷物是其风格与内容的表情、绝对的强硬及相貌的完整共同构成的可贵结合。不断易手、易地、易时,我仍然能保持真我(做一本书),即使被从车里丢掉,即使失落于抽屉深处,我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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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母亲从不提他们发生了什么变故,我没有问父亲,我不知道如何遣词用字来问这种问题,但我意识到了某种天翻地覆的灾难。只有一次父亲用他典型的、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说明巴勒斯坦的整个状况,说史比尔和他家人‘失去了一切’;过了一会儿,他加一句:‘我们也失去了一切。’我说我不明白他此言什么意思,因为他的事业、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开罗的生活似乎还是老样子,他只答我一句:‘巴勒斯坦。’没错,他从不喜欢那个地方,但这样特别地匆匆一字带过并且如此快速地埋葬过去,到底怪异。‘过去的就过去了,无可挽回:明智的人现在和未来可做的事多得很,’他每次都这么说,然后很快补个‘培根勋爵’(Lord Bacon),算是盖上权威的印章,封起他不想讨论的这个题目。过去对现在是有影响的,但他那样眼都不眨地安时顺世,掉头不理过去,我一直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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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至今无法理解,巴勒斯坦和丧失巴勒斯坦的悲剧支配了我们好几代人的生命,影响到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深深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而我的父母竟可以那样完全按下不表、不论,甚至不提。埃及(黎巴嫩更经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背景,然而他们生于巴勒斯坦,长于巴勒斯坦。小时候,妹妹们和我被禁闭起来,远离‘坏人’——如我母亲说的——远离一切可能扰乱我们‘小脑袋’的事物。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压制巴勒斯坦,是我父母自己更大的去政治化的一部分。他们讨厌并且不信任政治,觉得他们在埃及不安稳,不宜参与政治,甚至不宜公开谈论。政治好像是别人的事,与我们无关。二十年后,我开始涉入政治,双亲都强烈反对。‘政治会毁了你,’母亲说,‘你是文学教授。’父亲说,‘就好好当你的文学教授。’他临终数小时前给我的话是:‘我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对你下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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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农神号’停靠雅典、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和直布罗陀。除了直布罗陀,我们每次停靠,都由车子载着在景物荒落、战祸未复的城里逛几小时,在当地餐馆吃一顿无法形容的午饭,再上船继续航行。只有那不勒斯那一站还像款待。我们匆忙参观庞培(Pompeii),被禁止看那些‘儿童不宜’的镶嵌画,随后在港边吃到一顿意大利面午餐,还听见船夫唱‘桑塔露琪亚’,卡罗素唱这首曲子,是我父亲最喜爱的录音。不过,走了那么多城市,我如今想来,当时最大的感觉是我们像个自我封闭的小团体,一种飞船,挂在那些新奇之地的上空。我们穿过那些外国城市,和它们从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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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时至今日,我对那个地方依旧怀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心情。它的丧国之痛是那么撕心裂肺、哀愤难当而错综复杂,这从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扭曲生活中可见一斑;同时他们又奉之为令人钦慕的国度(不过我们当然不这么认为);这二者总是令我痛苦和受挫,让我觉得孤立无援、面对众多显得重要且来势汹汹的烦琐小事的攻击时,我既手无寸铁又无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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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一本标题是《学校手册》(The School Handbook)的小册子将我们打成‘土著’。‘校规第一条’以断言命令陈明:‘英语为本校语言,凡使用其他语言者,发现一律严惩。’这么看来,阿拉伯语变成了我们的逋逃薮,我们通过这种被定罪的语言来逃离教师、他们的同谋级长,以及已经英国化、以那套阶级结构及其规则的执行者自居、对我们作威作福的高年级学生。冲着第一条规则,我们更加多说而不是少说阿拉伯语,作为对一种权力象征的反抗。这象征当时是武断、虚悬而可笑的,如今更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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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维多利亚学院的生活,有个根本上的很大的扭曲错谬,我一时尚未察觉。学生被视为殖民地精英阶级的成员,付钱来学习已经断气——只是我们当时不是十分知道它已断气——的大英帝国主义之道。我们了解英国的生活和文字、君主制和国会、印度和非洲、习惯和习语,我们在埃及、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用到的东西。当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话,在VC是违规犯禁之事,他们因此从来不曾好好教导我们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地理。我们被当成英国孩子来考试,一级级、一年年追逐一个定义错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我们的父母一路跟着担心。我心里知道维多利亚学院已经切断我和我原有生活的联系,永难挽回,我父母设计的障幕,亦即假装是美国人,也就此结束,而且我们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面对一个受伤的殖民强权,我们被迫将其语言和文化当成埃及的主导语言与文化来学习,这殖民强权虽然受了伤,却很危险,有本事伤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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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大约十四岁的时候,这三种语言成为我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阿拉伯语是禁止的,是wog的;法语是‘他们的’,不是我的;英语是明文规定的正式语言,却又是可恨的英国人的语言而不能说。

从那时以来,我对语言的机制就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着迷,心里自动出入三种可能性之间,说英语则耳中听见且脑里辨析与之对等的阿拉伯或法文字词,说阿拉伯语则撷取与之相当的法文与英文字句,系附于我的遣词用字上,如同行李绑在头顶上方的置物架上,就在那里,但是不起作用,又拖累。如今年过六十,我才比较自在,不再将那些语言互译,而是直接口说或书写,但不完全像生长于那些语言的人那样流利。只有到今天,我才克服教育和流亡为我造成的对阿拉伯文的疏离,而享受阿拉伯文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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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念维多利亚学院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我有两种几乎绝对分开的生活,一是我在学校的表面生活,一是我汲源于音乐、书,汲源于和幻想交织的记忆而产生的情绪与感性的生活,我珍爱的一种内心生活,复杂,但多数不能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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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经常觉得,我们来到这地方之前就已被评定为智力有缺陷,根本就是下等的人类素材,不是英国人,成不了真正的绅士,其实是不可教的。在我,这有一种奇怪的解脱作用,因为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不必辛苦努力变得更好,也不必更加用功。努力没有意义。结果是一种怪异的毫无重力的生活,表面之下不带任何无意识原则或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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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太多太多回归的冲动,尝试回到过往的人生片断或已经不在的人。我病情逐渐加重,这些回归就构成我坚定的反应。一九九二年,我带着妻子儿女到巴勒斯坦,是我四十五年来头一遭回去,在他们则是平生第一次。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只身前往开罗,在采访任务之余特别重访那些老地方。同时,我一直接受拉伊医生监控,但没有治疗,他偶尔提醒我,到了某个程度,我会需要化疗。一九九四年三月开始治疗时,我知道我至少已进入,即使不是我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如同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我不可能回到旧有生活的阶段。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开始写这本书。

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在于可以对我自己和各位读者解释,此书的时间和我病情的时间、阶段、起落及变化何其密切相连。病体逐渐虚弱,感染和副作用逐渐增加,我在肉体和情感上与我身体每况愈下的焦虑和痛苦搏斗,就愈努力要用文字、用这本书建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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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五年之间不能入境埃及,我像配给一样,回忆早年的开罗生活(切割得相当零碎,但相较于我在纽约生活中感受的无情疏离,仍带着一份温暖和安慰的气息),以帮助入睡,但这回忆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困难,时间消解了充溢我早年生活的幸福氛围,使那段岁月显得更复杂且困难;为了把握它,我知道我必须保持警觉、清醒,避免陷入半梦半醒的失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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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移位失所 

“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环境,不断流动,从无系泊。十三年前,我在《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中写道,我每次出门,都随身携带太多,即便只去趟市区,包里塞满的物项之多之大,也和实际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我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担心我会再也回不去了。我还发现,尽管有此恐惧,我还是制造离去的场合,自愿给这恐惧提供滋生的机会。这两者似乎成为我生命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且从我生病以来已急遽加强。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如果不出这趟门,不证实你的流动性,不放纵你失落迷途的恐惧,不凌越家庭生活的正常节奏,你在最近的将来一定是不会再有机会的。我既识尽旅行的焦虑愁闷——福楼拜说的la melancolie des paquebots,德文说的Bahnhofsstimmung(译注:福楼拜语是‘邮轮上的忧郁’,德文是‘火车站心情’),也欣羡留下来未走的人,我去而复返之后,看见他们,他们脸上没有流离失所或被迫流动的阴影,他们就在那里,幸福地和他们的家人相守着,穿着舒适的衣装和雨衣。除了使你离开你认识而且能寻求慰藉的人和事物的那种强烈、反复、可预测的放逐感之外,离开,不知去向,或者被惦记,都有些成分使你觉得,基于某些先验但属于自己创造的逻辑,以及一种狂喜之感,你必须离去。无论怎样,即便是你自己要走的,你还是极为恐惧,此番离去是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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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长毛象

A change of speed, a change of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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