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生保持这种多重认同——大多彼此冲突——而从无安顿的意识,同时痛切记得那股绝望的感觉,但愿我们要么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要么是纯粹的欧洲人、美国人,要么是纯粹的基督徒,要么是纯粹的伊斯兰教徒,要么是纯粹的埃及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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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如果母亲只是一个单纯的逃难所,或是一种不时出现的避风港,使我在长日航程中能得到休憩,我会说不出结果可能如何。但她对世界,包括对我,怀着极为深刻而从未化解的爱恨交杂,一种我始终无法了解的矛盾之情。我们很亲,她要我的爱和奉献,又加倍再加倍还给我,但她也会十分突然地摒绝我,这摒绝在我心中产生的那种形而上的恐慌,至今想起来,还浑身不愉快,甚至五内恐惧。在母亲给我力量的、阳光似的笑容,和她冷酷的皱眉或她面露不快久久不释的率然不屑之间,我成了一个既幸运又绝望凄惨的孩子,既不完全幸运,也不完全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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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打从我童年开始有自我意识那一刻起,我就发现根本没办法不把自己看成后面是令人齿冷的过去,前面也是一个不道德的人生在等着。在我的成长期里,我的全部自我意识都是现在式,我拼命努力,不要掉进一个被说成本性难移的模式,也不要跌进被铁口直断会发生的沉沦。做这个我,意即永远不得要领,永远不得放松,要时刻预料会被打断或纠正,隐私被侵犯,我毫无把握的个性被袭击。我永远格格不入,我父亲用纪律与课外教育创造我从九岁开始被囚禁其中的那套极端、僵硬的生活体制,使我除了那些规则与模式就不得安心,也不知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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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有办法结合严厉、无法解读的沉默,和那种怪异的父爱,然后像为这个结构加上蕾丝镶边似的,饰以令人意外的宽厚大度。这宽厚大度总是无法令我觉得可以随时信赖,而且一直到最近我都既不能放心不再暗藏威胁,又不能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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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培养出一个习惯,在心中延伸一本书呈现的故事,推到极限,将自己包含进去;逐渐,我领悟到我也可以制作自己的乐趣,尤其是那些能带我尽量远离家庭和学校令我窒息的侵犯的乐趣。我有本事表面上做功课、念书或练钢琴,同时心里想着完全不同、完全属于自己的事,例如想着卡利妲,这是我生活里令老师和父母恼怒而我自己颇为得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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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失望的不是那些镜头拍得多糟,内容多蠢、多不令人满意,也不是洗出来的照片不是太淡就是太暗,而是它们排除了太多东西,似乎做作而僵硬,根本摒绝我们生活中一切努力与不确定的痕迹。人人脸上挂着笑容,母亲愉快得不可思议,有时甚至摆出强健的姿态(我记得的她比较苗条而悒郁)。这一切都凸显着我们那时候的矫揉:一个家庭下定决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假欧洲集团,无视于周遭的埃及与阿拉伯世界,一意将焦点集中于家中子女和和合意的亲戚,对周围那个世界只给偶尔一瞥,照一匹应景的骆驼,或一位园丁、一个仆人、一棵棕榈树、一座金字塔或一个司机,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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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有些反复浮现的幻想,十二岁时在学校作文里写下其中一个,是希望变成一本书。我觉得书是幸福的,能免于它不受欢迎的改变、形状的扭曲、对它长相的批评;在我心目中,印刷物是其风格与内容的表情、绝对的强硬及相貌的完整共同构成的可贵结合。不断易手、易地、易时,我仍然能保持真我(做一本书),即使被从车里丢掉,即使失落于抽屉深处,我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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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母亲从不提他们发生了什么变故,我没有问父亲,我不知道如何遣词用字来问这种问题,但我意识到了某种天翻地覆的灾难。只有一次父亲用他典型的、一言以蔽之的方式说明巴勒斯坦的整个状况,说史比尔和他家人‘失去了一切’;过了一会儿,他加一句:‘我们也失去了一切。’我说我不明白他此言什么意思,因为他的事业、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开罗的生活似乎还是老样子,他只答我一句:‘巴勒斯坦。’没错,他从不喜欢那个地方,但这样特别地匆匆一字带过并且如此快速地埋葬过去,到底怪异。‘过去的就过去了,无可挽回:明智的人现在和未来可做的事多得很,’他每次都这么说,然后很快补个‘培根勋爵’(Lord Bacon),算是盖上权威的印章,封起他不想讨论的这个题目。过去对现在是有影响的,但他那样眼都不眨地安时顺世,掉头不理过去,我一直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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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至今无法理解,巴勒斯坦和丧失巴勒斯坦的悲剧支配了我们好几代人的生命,影响到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深深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而我的父母竟可以那样完全按下不表、不论,甚至不提。埃及(黎巴嫩更经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背景,然而他们生于巴勒斯坦,长于巴勒斯坦。小时候,妹妹们和我被禁闭起来,远离‘坏人’——如我母亲说的——远离一切可能扰乱我们‘小脑袋’的事物。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压制巴勒斯坦,是我父母自己更大的去政治化的一部分。他们讨厌并且不信任政治,觉得他们在埃及不安稳,不宜参与政治,甚至不宜公开谈论。政治好像是别人的事,与我们无关。二十年后,我开始涉入政治,双亲都强烈反对。‘政治会毁了你,’母亲说,‘你是文学教授。’父亲说,‘就好好当你的文学教授。’他临终数小时前给我的话是:‘我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对你下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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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农神号’停靠雅典、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和直布罗陀。除了直布罗陀,我们每次停靠,都由车子载着在景物荒落、战祸未复的城里逛几小时,在当地餐馆吃一顿无法形容的午饭,再上船继续航行。只有那不勒斯那一站还像款待。我们匆忙参观庞培(Pompeii),被禁止看那些‘儿童不宜’的镶嵌画,随后在港边吃到一顿意大利面午餐,还听见船夫唱‘桑塔露琪亚’,卡罗素唱这首曲子,是我父亲最喜爱的录音。不过,走了那么多城市,我如今想来,当时最大的感觉是我们像个自我封闭的小团体,一种飞船,挂在那些新奇之地的上空。我们穿过那些外国城市,和它们从无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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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时至今日,我对那个地方依旧怀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心情。它的丧国之痛是那么撕心裂肺、哀愤难当而错综复杂,这从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扭曲生活中可见一斑;同时他们又奉之为令人钦慕的国度(不过我们当然不这么认为);这二者总是令我痛苦和受挫,让我觉得孤立无援、面对众多显得重要且来势汹汹的烦琐小事的攻击时,我既手无寸铁又无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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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一本标题是《学校手册》(The School Handbook)的小册子将我们打成‘土著’。‘校规第一条’以断言命令陈明:‘英语为本校语言,凡使用其他语言者,发现一律严惩。’这么看来,阿拉伯语变成了我们的逋逃薮,我们通过这种被定罪的语言来逃离教师、他们的同谋级长,以及已经英国化、以那套阶级结构及其规则的执行者自居、对我们作威作福的高年级学生。冲着第一条规则,我们更加多说而不是少说阿拉伯语,作为对一种权力象征的反抗。这象征当时是武断、虚悬而可笑的,如今更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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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维多利亚学院的生活,有个根本上的很大的扭曲错谬,我一时尚未察觉。学生被视为殖民地精英阶级的成员,付钱来学习已经断气——只是我们当时不是十分知道它已断气——的大英帝国主义之道。我们了解英国的生活和文字、君主制和国会、印度和非洲、习惯和习语,我们在埃及、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用到的东西。当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话,在VC是违规犯禁之事,他们因此从来不曾好好教导我们自己的语言、历史、文化和地理。我们被当成英国孩子来考试,一级级、一年年追逐一个定义错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我们的父母一路跟着担心。我心里知道维多利亚学院已经切断我和我原有生活的联系,永难挽回,我父母设计的障幕,亦即假装是美国人,也就此结束,而且我们都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面对一个受伤的殖民强权,我们被迫将其语言和文化当成埃及的主导语言与文化来学习,这殖民强权虽然受了伤,却很危险,有本事伤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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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大约十四岁的时候,这三种语言成为我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阿拉伯语是禁止的,是wog的;法语是‘他们的’,不是我的;英语是明文规定的正式语言,却又是可恨的英国人的语言而不能说。

从那时以来,我对语言的机制就有一种非比寻常的着迷,心里自动出入三种可能性之间,说英语则耳中听见且脑里辨析与之对等的阿拉伯或法文字词,说阿拉伯语则撷取与之相当的法文与英文字句,系附于我的遣词用字上,如同行李绑在头顶上方的置物架上,就在那里,但是不起作用,又拖累。如今年过六十,我才比较自在,不再将那些语言互译,而是直接口说或书写,但不完全像生长于那些语言的人那样流利。只有到今天,我才克服教育和流亡为我造成的对阿拉伯文的疏离,而享受阿拉伯文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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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念维多利亚学院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我有两种几乎绝对分开的生活,一是我在学校的表面生活,一是我汲源于音乐、书,汲源于和幻想交织的记忆而产生的情绪与感性的生活,我珍爱的一种内心生活,复杂,但多数不能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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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我经常觉得,我们来到这地方之前就已被评定为智力有缺陷,根本就是下等的人类素材,不是英国人,成不了真正的绅士,其实是不可教的。在我,这有一种奇怪的解脱作用,因为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不必辛苦努力变得更好,也不必更加用功。努力没有意义。结果是一种怪异的毫无重力的生活,表面之下不带任何无意识原则或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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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太多太多回归的冲动,尝试回到过往的人生片断或已经不在的人。我病情逐渐加重,这些回归就构成我坚定的反应。一九九二年,我带着妻子儿女到巴勒斯坦,是我四十五年来头一遭回去,在他们则是平生第一次。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只身前往开罗,在采访任务之余特别重访那些老地方。同时,我一直接受拉伊医生监控,但没有治疗,他偶尔提醒我,到了某个程度,我会需要化疗。一九九四年三月开始治疗时,我知道我至少已进入,即使不是我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如同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我不可能回到旧有生活的阶段。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开始写这本书。

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在于可以对我自己和各位读者解释,此书的时间和我病情的时间、阶段、起落及变化何其密切相连。病体逐渐虚弱,感染和副作用逐渐增加,我在肉体和情感上与我身体每况愈下的焦虑和痛苦搏斗,就愈努力要用文字、用这本书建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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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一九六〇到一九七五年之间不能入境埃及,我像配给一样,回忆早年的开罗生活(切割得相当零碎,但相较于我在纽约生活中感受的无情疏离,仍带着一份温暖和安慰的气息),以帮助入睡,但这回忆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困难,时间消解了充溢我早年生活的幸福氛围,使那段岁月显得更复杂且困难;为了把握它,我知道我必须保持警觉、清醒,避免陷入半梦半醒的失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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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移位失所 

“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环境,不断流动,从无系泊。十三年前,我在《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中写道,我每次出门,都随身携带太多,即便只去趟市区,包里塞满的物项之多之大,也和实际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我心底暗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担心我会再也回不去了。我还发现,尽管有此恐惧,我还是制造离去的场合,自愿给这恐惧提供滋生的机会。这两者似乎成为我生命节奏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且从我生病以来已急遽加强。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如果不出这趟门,不证实你的流动性,不放纵你失落迷途的恐惧,不凌越家庭生活的正常节奏,你在最近的将来一定是不会再有机会的。我既识尽旅行的焦虑愁闷——福楼拜说的la melancolie des paquebots,德文说的Bahnhofsstimmung(译注:福楼拜语是‘邮轮上的忧郁’,德文是‘火车站心情’),也欣羡留下来未走的人,我去而复返之后,看见他们,他们脸上没有流离失所或被迫流动的阴影,他们就在那里,幸福地和他们的家人相守着,穿着舒适的衣装和雨衣。除了使你离开你认识而且能寻求慰藉的人和事物的那种强烈、反复、可预测的放逐感之外,离开,不知去向,或者被惦记,都有些成分使你觉得,基于某些先验但属于自己创造的逻辑,以及一种狂喜之感,你必须离去。无论怎样,即便是你自己要走的,你还是极为恐惧,此番离去是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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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学校权威的任性与伪善 

“此外,我很快就知道,相对客观的指标,诸如成绩、分数或比赛胜利让你有资格获得一个角色或身份,但你永远无法发现你为什么,或者在什么基础上被评断,比如我就被断定不足以担任任何角色。在赫蒙山,我从来不曾当过小组长、桌长、学生自治会委员成员、毕业典礼致告别辞人选(校方规定由班上第一名学生担任)或毕业生致欢迎辞人选(由第二名学生担任),尽管我具备这些资格。我从不知道理由何在。可是我很快发现,我需要时时提防学校权威,需要发展一套机制或冲力,才不致被吓退,因为他们尽力让我闭嘴,使我成为他们希望的样子。我由此开始终身的一场奋斗和尝试,就是破解一个权力的任性与伪善,这权力的权威完全立基于它作为道德代言人的意识形态自我形象上,行事诚信,目的单纯。依我之见,这权力之不公平,主要在它有特权改变它的评断依据。今天你是完美的,明天却被打成道德败坏,即使你的行为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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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家的感觉,至少在赫蒙山没有,几乎一切都格格不入,这给了我诱因,要寻找我的领土——不是社会领土,而是思想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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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父亲 

“或许是有意要穿透这重神秘无比的坚强,我在给母亲的信里发些怨言,说他的信太正式,都用打字机,而且是口授给别人打的,信尾一律是‘谨此,W.A.萨义德’,这种写法我困惑,‘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从来不给我一封真正的亲笔信,我记挂他所受的压力,希望得到一些有人情味的征象,来表明他还持续而确凿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亲爱的爱德华,’过两星期,回信来了,只有一张纸,是他涂鸦般的手笔,‘你母亲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用打字机给你的信,可是你也知道,我非常忙。好了,我这就用手给你写了一封信。谨此,W.A.萨义德。’这封信我留存了至少二十年,因为它似乎完美地象征了父亲和他对我的态度。他似乎认为表达与情感从来就不平等也难互通,如果言能尽意,一定是其中一个出了什么问题,不然就是两边都出了岔。于是,他能少说就少说,留下气力忙他的事,而他做什么都默不作声,滴水不漏,令我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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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父亲 

“我巴望他再好起来,好让我们回到那熟悉的关系里,他支配,我暗地反抗,‘爱德华’受教训和威吓,而另一个扩展、基本隐藏的自我等待时间,寻找它自己的道路,父亲威临的身影无法完全笼罩的道路。然而我也知道,尽管并不愉快,他的力量与身影都在一个巨变频仍与剧烈动荡的世界里为我提供了一套内在架构,而如今我已不能再直接倚靠他给我这种支撑了。他的严重病情等于提早宣布,他,以及我自己,终有一死,同时向我兆示,他在中东为我们开辟出来,作为家、栖身之所、一种居处,与开罗、都尔和巴勒斯坦相连的那块领域,同时也面临中断与消失的威胁。他去世后二十年,我接受心理分析治疗,在埋怨父亲对我的态度之际,体验到一种顿悟,我情难自禁,为我们两人流下哀伤与遗憾的眼泪,我为那些年里充满压抑郁积的冲突而泪下,他的专横苛刻和完全不善于表达感情,与我的自怜与自卫联合将我们分开得那么遥远。我激动得不能自已,因为我蓦然看出,那些年里,他如何努力表达自己,却由于气质与背景而心余力绌。也许,出于俄狄浦斯式的原因,我妨碍了他,也许,母亲以她操纵爱恨的技巧,破坏了他亲近的努力。无论是否如此,父亲与我之间的隔阂都紧锁于长久的无语之中。在心理医生办公室里,我泪眼正视昔日,他拙于自我表达,但他对他独子的关爱虽然粗犷,我终究还是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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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格格不入》 异乡人 

“黎巴嫩内战始于一九七五年,官方说法是结束于大约十七年之后,但如今回顾我们的都尔岁月,而不连带这场内战的浪费与摧残,实在困难。我们隔绝于撕裂黎巴嫩数十年的那些相对相争的社群与政治潮流之外,过着一种在万丈断崖边缘摇摇欲坠的虚假田园生活。更奇怪的是,我父亲以为在都尔能够逃避纳赛尔治下的埃及日益艰难的经商生活。一九七一年初,他临终吩咐我们,他希望在都尔安葬。但此事一直不可能,因为都尔没有一个居民愿意卖我们一小块地来成全他。他对都尔多年一往情深,对当地有许多物质上的贡献,爱这里的人和地,却至死被视为异乡人,求片土容身而不可得。我们自以为所享受的理想化田园生活,在当地的集体记忆里并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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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午独自一人在他办公室,他在俱乐部打桥牌;我读书——我记得我花一星期念完奥登(Auden)全部作品,一星期翻完七星出版社(Pleiade)的阿蓝(Alain)全集,一星期啃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星期读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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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火长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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