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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串为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摘抄

布尔迪厄 索绪尔语言学的问题 

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

……

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布尔迪厄 语言交换作为象征性权力关系 

为了与这种社会哲学划清界限,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把社会关系——甚至支配关系——看成象征性交换,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隐含着认知和承认的交流关系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种绝妙的交流关系——语言交换——也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言说者之间或者其各自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通过它才得以实现。

布尔迪厄 语言惯习与语言市场 

一方面,存在着已经被社会建构好了的语言惯习的固有配置,它暗示着一种言说或者讲述确定事物的特定倾向(表达性利益)和一定的言说能力,这种言说能力既包括生产无数语法正确的话语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在确定情境中充分运用这一能力的社会能力。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语言市场的诸种结构,它们把自己作为特定律令和审查制度的体系而施加影响。

布尔迪厄 区分性价值(distinctive value)和风格 

在语言流通中引发的客观意义首先是以区分性价值(distinctive value)为基础的,这种区分性价值来自言说者们在语言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有意无意建立起来的关联;其中,语言产品是由一位具有社会特征的言说者所提供的,而其他产品则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空间里被同时提供的。

……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对有关风格的问题进行再检验:这种“对语言常规模式的个体偏离”,这种其去向是为话语赋予其独特属性的专门化的精工细作,是一种此时此刻感知着的(being-perceived)东西,它只是在与正在感知着的主体的关系中存在,它被赋予了各种区分性倾向,这就使其能够在不同的谈吐方式,即独特的言说风度之间做出区分(distinction)。因此,不管它是一个关于诗的问题(与散文相对),还是一个关于特定(社会的、性别的、代际的)阶层的词语选择问题(与另一阶层的措辞相对),风格都只是在与能动者的关系中才存在,这些能动者被赋予了感知与欣赏的图式,从而使其能够把风格构造成一套汇合起来理解的系统性差异。在语言市场上流通的并非是“语言”本身,而是以风格来标定的话语,这既指其生产的方面,即每一言说者都从普通语言中形成了一种个人语型(idiolect),也是指其接收方面,即每一接收者都通过把构成其单独的以及集体经验的所有东西附加于信息之上,从而有助于生产他所感知和欣赏的信息。

布尔迪厄 词语的多义性、意义的界定、特定场域中专门化的话语 

一个词语的不同意义是在其不变的内核与不同市场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当中被界定的,它们本身客观地处在与市场的关系中,在这个市场中,最普遍的意义得到了界定。

……

事实上,不存在任何中性的词语……每一个词语、每一种表达方式,都面临着一种危险,即都带有两种相互对抗的意义,这反映了它们被其发出者和接收者所理解的方式。

……

专门化的话语能够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着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社会空间包括政治场域、宗教场域、艺术场域、哲学场域等等,在其内部,这些专门化的话语被生产出来;而这些专门化的话语的接收者们则处于社会阶层的场域之中,并且根据这种场域来解释所接收到的信息。

布尔迪厄 合法话语、语言的生成潜能与绝对权力 

……如果不考虑下面这一经常被证明的事实,即语言乃是范例性的形式机制,其生成潜能是无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语言的象征性效果。没有什么不能被说的东西,却有可能什么也没说。通过语言,也就是说,在语法的限度内,一个人可以说出一切东西。从弗雷格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词语可以无需指代任何东西而仍然具有其意义。换句话说,形式上的严密性可以掩盖语义上的任意性。所有的宗教神学以及所有的政治神正论都利用了下面这一事实,即语言的生成潜力可以超越直觉或经验证实的限度,生产出形式上完美无瑕而语义上空洞无物的陈述。仪式是关于强置(imposition)情境的限定性案例,其中,通过一种可能很不完美的技术能力的演练,一种社会能力——被赋予了言说权而且是具有权威的言说权的合法言说者的社会能力——得以操演。

……

合法的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言语,它使其所要说的东西得以成立。……正是这种神圣的言辞,这种具有神圣权力的言辞,如同康德归于上帝的本原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那样,创造了它所陈述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是,通过生产那种为集体所承认并且因而能够被实现的关于存在的表征,语言生产着存在,从这种力量中,语言获得了无限的生成性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康德派意义上的——潜能;由于它具有这种潜能,对关于绝对权力的梦想来说,语言无疑是首要的支持力量。

布尔迪厄 乔姆斯基语言学的问题 

……乔姆斯基学派所谓的“能力”,只不过是索绪尔所谓的语言(langue)的另外一种名称。语言是一种“普遍性的财富”,是整个群体的集体财产。与此相对应,存在着语言能力,它或者是语言这种“财富”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积存”,或者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对这种公共利益的分享。这种词汇上的转换掩盖了一种虚设权(fictio juris),通过这种权力,乔姆斯基把合法话语的内在规律转化成了恰当语言实践的普遍规范,避开了关于合法能力之获得及市场之建立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问题,而关于合法与非法的界定,正是在这种市场中得以确立并且得以强加的。

布尔迪厄 官方语言与“语言共同体” 

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既合法又可交流的代码,它能够独立于其使用者(“言说主体”)及其使用(“言语”)而存在与维持。这种语言实际上具有所有那些一般被归于官方语言的特性。同方言相反,它得益于制度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对其普遍化的整理与强制推行来说乃是必需的。因此,它在一定政治权威的整个管辖范围内为人们所(或多或少地完全)了解与承认,反过来,它也有助于强化这种作为其支配性的源泉的权威。它是通过在“语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中保证最小的交流来实现这一点的。从布龙菲尔德以来,这种语言共同体被传统地定义为一个“使用同一语言符号系统的人群”,这种最小的交流则是经济生产,乃至象征性支配的前提条件。

……

官方语言既在其发生方面,又在其社会使用方面,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受官方语言支配的一体化语言市场得以建立的那些条件才被创造出来。在官方场合与官方场所(学校、公共行政机关、政治机构等)中,这种国家语言是必须使用的语言,因此,它就成为一种理论规范,一切语言实践都要接受其客观的衡量。不懂这些规则并不能成为借口;这种语言法则有其法官群体(语法学家)以及进行管理与推行的代理人(教师),他们被普遍赋予了权力,对言说主体的言语行为进行检验,并使之受到有关学术资质的法律认可。

……

单一的“语言共同体”乃是政治支配的产物,这种政治支配由各种制度无休止地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制度则能够强加一种对于支配性语言的普遍认同。对于各种语言支配关系来说,向着单一的“语言共同体”的一体化乃是其得以建立的条件。

布尔迪厄 从“方言”到“土语”;语言统一政策与象征性权力的争夺 

……地区性“方言”所遭受到的社会贬值使其产生了分化(与其对书面形式的拒弃相关联)和内部瓦解(通过词汇与句法的借用),结果,所有的地区性的方言都被取代了,它们的通俗的与纯口头的运用退化成了土语(patois)。在被抛弃给农民之后,它们被加上了负面的和贬义的界定,与高贵的或文学的运用相对立。

……

如果把语言统一政策仅仅归为这块领土内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交流的技术性需要,尤其是巴黎与外省间进行交流的技术性需要,或者把它看成意在摧毁“地方特征”的国家集权化的直接产物,这将是天真幼稚的。革命的知识精英的法语同土语之间的冲突乃是一种对象征性权力的争夺,其中,争夺的焦点在于对心智结构的形塑与重塑。简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一个交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为一种新的权威语言争取认可的问题。这种对新权威语言的认可,包括对其新的政治词汇、进行讲说与谈论的术语、隐喻、委婉语及其所表达的社会世界的表征的认可。由于这种新权威语言所表达的社会世界与新群体的新旨趣相联系,因此,它是无法用那些同农民群体的特定兴趣相联系的用法所塑造出来的地方习语来表达的。

布尔迪厄 教育市场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与合法语言的确立 

在整个19世纪,教育制度的运作规模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有所增加,毫无疑问,这直接有助于降低大众通俗性表达方式的价值,将其作为“俚语”和“无法了解的话”而予以摒弃(这一点可以从教师们对学生的作文所作的边注中看出来),并强加一种对于合法语言的认同。但是,毫无疑问,恰恰是学校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与语言)市场的统一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使方言贬值以及建立新的语言实践等级的过程中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诱使那些拥有被支配语言之能力的人们参与到对其表达工具的瓦解中来,比如说,出于或多或少要增加自己的孩子们在教育市场中的价值的明确意图,他们力图向他们的孩子们讲“法语”,或要求他们在家里讲“法语”,因此,就有必要把学校制度理解为跻身仕途地位的首选(实际上也是惟一的)途径,这种仕途地位在那些工业化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布尔迪厄 同谋关系、象征性暴力、暗示的权力与惯习的形成 

因此,与市场的统一相伴随的支配性总是通过一整套特定的制度与机制来施加其影响的。国家的特定语言政策,甚至压力群体的公开干预,仅构成了这套制度与机制的最为表层的方面。这些机制预设了政治或经济之统一的存在,并且反过来促进了对这种统一的强化,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要把官方语言的进展归因于合法或准合法的强制措施的直接效果,(这些措施所予以强加的最多只是合法语言的获得,而不是对合法语言的普遍运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种语言的自发性再生产。)就那些服从于象征性支配的人们而言,所有的象征性支配都预设了某种形式的同谋关系的存在,这种同谋关系既不是对外界强制措施的被动服从,也不是对价值观的自由信奉。

……

我们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把对原因的探求简化为对责任的求索,这种倾向使我们无法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胁迫,这种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什么(一定程度上,其并未隐含任何胁迫行为)的象征性暴力,只能被施加在一个(在其惯习中)先已安排好要感觉到它的人的身上,而其他人则会对之视而不见。

……

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惯习的形成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并不是通过语言和意识,而是通过各种暗示被加以传递的。这些暗示被印刻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情境以及实践的显然最不重要的方面之中。因而,实践的各种形式,如看、坐、立、静默甚至言说的方式(“责备的目光”或“口吻”、“不满的眼神”等等)都充满了各种禁令,这些禁令力量强大而不容置疑,无法确然地加以抗拒,因为它们是无声而隐秘、坚决而潜藏的。(正是这种秘密代码,在家庭单位所特有的危机中,例如在婚姻危机或者青少年危机中,受到了人们的公开谴责:在反叛暴力与引发这种暴力的原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状况,这种失衡状况来源于下面这一事实,即那些最平淡的行动或言辞现在被从其所是的事物的角度来看待——被看成禁令、胁迫、警告、恐吓——并由此而遭受到谴责,而且,因为它们继续隐含在意识的水平之下,并且在其所引起的反抗行为之下起作用,所以这种谴责也就益发强烈。)暗示的权力是通过事物和人来施加影响的;而且,它并不告诉孩子必须做什么,而是通过告诉他他是什么,从而引导他最终成为他所必须要做的那种人。暗示的权力乃是一切象征性权力发挥效力的条件,在获得这种暗示的权力之后,各种象征性权力便能通过一种被预先安排好要对其作出反应的惯习来起作用。

布尔迪厄 语言实践的衡量、区别性偏离与社会价值 

所有语言实践都按照合法的实践来予以衡量,即按照那些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实践来衡量。客观地指定给不同言说者之语言产品的可能价值,和由此指定给他们每个人可能拥有的、与语言相关的可能价值,以及由此与他们自己的产品之间关系的可能价值,实际上都是在竞争的变量系统内界定的;只要建构的语言市场的超语言条件得到满足,这一系统就能确实地建立起来。

……

应当把语言的社会用途的特殊社会价值归功于这一事实,即它们趋向于被组织到差别(在韵律与发音之间、在词汇与句法之间的差别)的系统之中,这种系统按照区别性偏离的象征性秩序,再生产了社会差别的系统。讲话就是要占用一种或另一种表达风格,这种表达风格通过使用而得以建构起来,并且以其再风格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为客观标志,而风格的等级制度则显示了相应的社会群体的等级。

……

缺乏合法能力的言说者实际上被排除在要求这种能力的社会场域之外,或者被注定了要保持沉默。于是,所稀缺的并不是讲话的能力——这种能力作为我们生理继承物的一部分,是普遍的并且因此基本上是非特殊的——而是为了讲出合法语言所必需的能力,这种合法语言依赖于社会继承,它把社会区分性转译为关于区别性偏离的具体的象征性逻辑,或者简而言之,区分。

……

一个语言市场的建构为客观竞争创造了条件,由此,合法性的能力可以作为语言资本发挥作用,而在每一个社会交换的情形中都创造出区分的利润。

……

仅仅在持续满足了某些特定条件(在市场的统一性以及在对合法能力的生产手段和表达的合法地点的获得机会上存在着不平均分配的时候)的范围内,支配性的能力才能够作为语言资本而发挥作用,并且在它与其他能力的关系中确保区分的利润;由此使得拥有这种能力的群体能够在正式市场中(时尚的、教育的、政治的和管理的市场),以及在大部分他们所参与的语言交换中,把它作为惟一合法的资本而强行施加。

布尔迪厄 语言学场域/文学场域及其中的斗争与共谋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场域[语言学场域]的结构,尤其是在语言生产的场域之中那些其生产被限制了的亚场域的存在(这种亚场域的根本属性源自这一事实,即其中的生产者,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为了其他生产者而进行生产的),有必要在以下两点之间作出区分:一方面是或多或少合法的普通言语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值得出版发行,即值得出版正式化的书面话语所需要的表达工具(以对图书馆中的以客体化形式积存的资源,例如书籍,尤其是“经典著作”、语法书和词典的挪用为先决条件)的资本。这种生产工具的生产,例如修辞手段、流派、合法的风格方式,以及更为通常地,所有注定为“权威性的”并且被作为“妙用”的范例而被引用的格式,把一种凌驾于语言之中,并且由此而凌驾于语言的一般使用者及其资本之上的权力,授予那些致力于此的人们。

……

这是场域的一般属性之一,即为了特定的赌注而进行的斗争掩盖了对游戏潜在规则的客观共谋。更为准确地说,斗争趋向于通过再生产——首要的是在那些直接卷入其中的人们当中,但又并非仅仅是在他们当中——对游戏及其赌注的价值的实践性信奉,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游戏及其赌注,因为正是这种实践性的信奉界定了对合法性的认可。如果我们开始争论的不再是这位或者那位作者的风格的价值,而是这种关于风格的争论的价值时,文学世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当人们开始怀疑蛋糕是否值得为其配上蜡烛时,游戏就结束了。

布尔迪厄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维持 

……合法语言是一种半人工化的语言,它必须由持久的校正努力来维持,而这一任务就同时落在言说者个人,以及专门为此而设计的制度身上了。通过语法学家不断地确定和规范合法的用法,通过教师以无数的校正行为推行和灌输它,教育系统趋向于——在这一场域中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生产出对它自己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也就是对校正劳动和校正工具的需求。……正确的也即校正过的表达,其社会属性的根本部分来自这一事实,即它只能由对学术规则拥有实践性的掌握能力的言说者所生产;而这种学术规则是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程序精确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教师的工作而被生动地灌输的。……“正确的用法”乃是一种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是一种合成的语法——这里的“语法”一词是精确地(但并非如语言学家对这一词语的使用一样严谨)以其学术规则系统的真实含义而使用的——从已表述过的话语中追溯既往,并且为即将表达的话语确立了必须遵守的规范。

布尔迪厄 “陈词滥调”与“反陈词滥调” 

通俗化的词语丧失了歧视的权力(discriminatory power),并且因此趋向于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平庸、普通和容易得到的——或者(鉴于扩展是与时间相关的)被看作陈词滥调的。无疑,正是由于反复接触的厌倦与稀缺感的结合,共同导致了向着更为“突出的”风格特征或者朝向共通特征之稀有用法的无意识的转移。

该条及以下为布尔迪厄《男性统治》(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

布尔迪厄 性与性别的区分构造 

生物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学化的长期共同作用在身体和头脑中产生的生物学表象,与相当真实的效用互相结合,以颠覆因果关系,并导致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性别习性的“性”)出现,这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基础,具有作为起因的任意区分的性质,具有现实及现实的表现的性质,它有时甚至通过研究本身获得承认。

……

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非常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男女对立,大庭广众或市场专属男人,家庭专属女人,或在家庭内部,炉火归男人,牲畜棚、水和植物归女人;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耕地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

……

倘若性关系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这是因为性关系是通过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之间的基本区分原则形成的,而且这个原则建立、组成、表达和支配欲望。其中男性的欲望是占有的欲望,是色情化的统治;女性的欲望是男性统治的欲望,是色情化的服从;或者,严格来讲,是对统治的色情化认可。……进入,尤其当用在男人身上时,是统治欲望(libido dominandi)的一种体现,统治欲望与男性力比多并非完全没有瓜葛。

……

象征性的构造是在身体(和大脑)深刻而持久的变化中,也就是说在实践构造针对身体的、尤其是性的合法用途强行规定一种有区别的定义,这种定义倾向于将一切表明另类的东西——尤其是生物学的一切潜在性——排挤出可思可行的世界,以生产这个社会赝品,即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或一个有女性特征的女人,而生物学的一切潜在性存在于“各种形态的反常”(摘抄者注:polymorphous perversity?)中,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儿童都是“各种形态的反常”者。在客观性中建立两个阶级约定俗成的规范,只有经历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的躯体化(somatisation)过程,才能体现一种自然法则的表现。

……

两种性别中的每一种都只是相关地存在,都是区分构造作用的产物,区分构造的作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对于将一种性别变成其对立性别的(文化上合乎情理的一切观点的)社会区分实体,也就是说,变成男子气概而非女性的习性,或女性特征而非男性的习性是必要的。

布尔迪厄 统治结构的再生产 

我非但不承认统治的结构是反历史的,而且试图确定这些结构是再生产的一种不断的(因而是历史的)作用的结果,单个的行动者(包括男人及其武器如身体暴力和象征暴力)和团体、家庭、教会、学校、国家都对这个结果起到了推动作用。

……

象征暴力通过赞同这个中介建立起来,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并进而赞同统治),因为被统治者为了思考统治者或者自身,或更确切地说,思考自己与统治者的关系,只能与统治者使用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的被归并形式,它们使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换句话说,被统治者为了认识和评价自己或为了认识和评价统治者而建立的模式(低/高,男/女,白/黑,等等),是归并如此被自然化的分类的结果,这种归并的社会存在就是其结果。

……

由于象征暴力的基础不仅处于需要澄清、被蒙蔽的意识中,而且处于适合统治结构,且产生于统治结构的配置之中,这些配置是统治结构的产物,我们只能从配置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根本改变中,期待象征统治的受害者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发生破裂,因为配置使得被统治者以统治者的观念看待统治者和他们自身。

布尔迪厄 作为陷阱的男性特权,作为性别区分作用结果&恐惧与焦虑产物的男子气概 

如果说妇女因为服从有贬低、否定她们的倾向的一种社会化作用,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男人也是统治表现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那些旨在承担和实施统治的配置如同旨在服从的配置一样,并非存在于一种天性之中,而是应该经过一种社会化的长期作用构成的,也就是说,如同我们所见,是一种相对于异性的主动区分的长期作用构成的。

……

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尤其在报复中),但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女人既是弱者和软弱的根源,也是荣誉(la h’urma)的脆弱性、神圣的左侧(女性的、与男性神圣的右侧对立)的体现,总是面临受侵犯的危险,但是她们也会因为有弱者的武器而变得强大,比如狠毒的阴谋(thah’ raymith)和巫术。因此,在不可能实现的男性气概的典型中很容易发现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原则。这种巨大的脆弱性,自相矛盾地导致人们有时疯狂地投入到男性的暴力活动中,比如我们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尤其是那些最适合生产男子气概的可见符号和显示并证明所谓男子素质的运动,比如打斗的运动。
众所周知,荣誉——或其对立面羞耻——不同于犯罪感,是在他者面前表露出来的,男子气概同样是由其他男人通过现在的或潜在的暴力事实所确认,并由属于“真正男人”的集团的认可所证明的。

……统治、剥削或压迫的意愿依赖一种“男性”恐惧,男人害怕自己被逐出无弱者的“男人”世界,被逐出所谓“强者”的世界,这些人之所以有时被称为“强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尤其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强硬:凶手、施刑者和所有专政机构及所有“综合机构”,甚至最普通的机构比如监狱、兵营或寄宿学校的小头目都是“强者”……正如我们所见,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

布尔迪厄 “陈词滥调”与“反陈词滥调” 

@lacittainvisibile 最近搞翻译细读抠字时,确实常感觉某些词的用法尤为扎人,555,最欺负人就是朝向稀有用法的转移!词典总也跑得不够快,圈外人终要露马脚,算了吧 :0440:

@lacittainvisibile 第一次在长毛象上看到我的男神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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